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词艺录丨学词尤忌读“一人书”,谈前人著词书时之私捂材料处

2019-09-08 点击:750

  2019 斑马说人生

  前言

  凡谈艺者,皆多有私捂材料、英雄欺人之处。概其所论云者,皆发端于自家体系之内,故枝干备准,列张典故引例者,便多截断材料以附所论,大类诸家词话,古近词史即使如是,此所谓“私捂材料”也。又古今名家,间或家法圭臬一时,如朱彝尊发倡浙西之论,常州宋四家之论,近时胡适抑雅词一派之论,皆属英雄欺人之举。

  

  故今欲学词者,必不能以一人之论、一家之书为狭目。余尝谓学词尤不可先读古人词话,何耶?初学既无眼界,往往不辨其中私掖而照盘全收,长而网矱,复难窥词家堂奥。此文即浅论前人著词书时之私捂材料处。

  古人词论之“私捂材料”

  万树于《词律》之偏私处

  自宋词歌法不存之后,明清以后文人填词大多已仅止于“按谱填词”,即全依古人词作中之句读、四声而不敢僭越。但历代词格律书却疏漏颇多。如前人之《诗余图谱》、《填词图谱》等,虽然几经校订,但依然不太理想。而后万树精审音韵,拟定规格,作《词律》一书,遂趋标准。《词律》关于格律的部分倒谈不上偏私,但万树在编此书时,也将自己至于词学声律的认识一并带入其中,并作《发凡》阐述。其所谓偏私处,便是在此。

  

  词律之学远殆消佚,后人大凡有所论者,基本都是以南北曲中的声律参取消息------但仅仅也只是参取消息而已,如若以曲律而欲定词律圭臬,其价自贬。万树《词律》发凡云:

  夫一调有一调之风度声响。若上去互易,则调不振起,便成落腔。尾句尤为吃紧。如《永遇乐》之“尚能饭否”、《瑞鹤仙》之“又成瘦损”,“尚”、“又”必仄,“能”、“成”必平,“饭”、“瘦”必去,“否”、“损”必上,如此然后发调。末二字若用平上,或平去,或去去、上上、上去,皆为不合。

  万树对“上声”、“去声”的研究,便是在依托于昆曲的唱腔经验而来,但古人作理论,总容易出的一个问题便是“见微知著”,或者是“以少概多”,这显然是缺乏可信度的。

  

  比如书中提到的《永遇乐》结句必要“去上”。然则吴文英《永遇乐丨林钟商过李氏晚妆阁,见壁间旧所》结句“又吹雨断”是以“上去”结,《永遇乐丨探梅次时斋韵》结句“水清浅处”依然是“上去结”,吴文英作为南宋音乐大家,其词是能付管弦的,他都以“上去”为结,那么万树所谓的“上去,皆为不合。”,则不攻自破。

  

  因此,万树《词律》中虽然认识到四声的不同,但是对于四声作用的分析,不免又为经验主义误导,而有失偏颇,但值得玩味的是,吴、周二家词集于清代的再校本不在少数,万树作《词律》真能视而不见?恐不见得。

  诸家词话之偏私处

  诸如《词律》等格律书都能为作者夹带私货,诸家词话中私捂材料则可想而知,待至清代词话则日盛。

  宋沈义父的《乐府指迷》,虽是传吴文英之家法,也缺有许多值得商榷之处------但文中对于吴词抑或是别家词人的评价,还是站在一个比较公允的角度来分析的。其中论康柳词得失便云“康伯可、柳耆卿音律甚协,句法亦多有好处。然未免有鄙俗语。”;论姜夔词云“姜白石清劲知音,亦未免有生硬处”;论吴文英词云“梦窗深得清真之妙。其失在用事下语太晦处”,所论皆一正一反两面俱到。但明清而后词论,便多私废。

  

  杨慎《词品序》云:

  “诗词同工而异曲,共源而分派。在六朝,若陶弘景之寒夜怨,梁武帝之江南弄,陆 琼之饮酒乐,隋炀帝之望江南,填词之体已具矣。若唐人之七言律,即填词之瑞鹧鸪 也。七言律之仄韵,即填词之玉楼春也。若韦应物之三台曲、调笑令,刘禹锡之竹枝 词、浪淘沙,新声迭出。”

  这种“同工而异曲,共源而分派”的说法便私限于材料,罔顾了音乐的流变。汉乐府音律滥觞于阳山夫人的《房中祠乐》,而近代曲(即唐宋五代词)则所本在隋唐燕乐,故此,我们可以说“长短句”这种形式的渊源是与诗“同工而异曲,共源而分派”,但其音乐性却不能这么看。(详见拙文“词艺录丨论词与声乐的离合递变”)

  

  又《人间词话》云:

  《蝶恋花》“独倚危楼”一阕,见《六一词》,亦见《乐章集》。余谓:屯田轻薄子,只能道“奶奶兰心蕙性”耳。“衣带渐宽终不悔,为伊消得人憔悴”,此等语固非欧公不能道也。

  俞陛云《唐五代两宋词选释》云“此词或作六一词,汲古阁本则列入《乐章集》”,又唐圭璋《宋词四考》云“案以上二阙柳永词,见乐章集,又误入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、琴趣外编,毛本六一词删之,是也。”

  

  《蝶恋花》作者是谁且另说,但王国维所谓柳永只能说“奶奶兰心蕙性”,是真看不见柳词“对潇潇暮雨洒江天”(《八声甘州》)么?显然不是的,仅是私捂材料,而想英雄欺人罢了。《人间词话》诸如这种主观臆断的东西不在少数,如论周邦彦词、论纳兰词等等,便不赘述了(详见前文:词艺录丨古人对词学理论研究得失之探讨)

  近人词史之“私捂材料”

  词学通史类丛书,有龙榆生、吴梅、吴熊和三家,龙、吴二家虽皆饱学博才于词,但梳理千年词史,尤难面面俱到,总输心力,疏漏偏颇之处难以避免。

  

  《中国韵文史》中元明词凋敝成因

  龙榆生《中国韵文史》是最早、且唯一一本关于中国韵文史的著作,其中涉及诗、词、曲三论,然则书中指线虽正,毕竟包罗甚广,锱铢之处,便偶见私偏。龙书中论金元词便云:

  元明两代,南北曲盛行,诗词并就衰颓,而词尤甚。元代文人处于异族宰制之下,典雅派歌曲,既不复重被管弦;激昂悲愤之词风,又多所避忌,不能如量发泄;凌夷至于明代,而词几于歇绝矣!

  对于元明词凋敝的看法,龙榆生便归纳为“雅词不能再歌唱”以及“豪放词因避讳而不能发泄”。但实际上呢,元代对于文狱的弹压较之于明清二代都可称得上是“自由”了。

  元代词凋敝非“忌讳”之因

  李东阳《麓堂诗话》记云:

  元季国初,东南人士重诗社,每一有力者为主,聘诗人为考官,隔岁封题于诸郡之能诗者,期以明春集卷,私试开榜次名,仍刻其优者,略如科举之法。

  这种“私试开榜次名”的行为如在明清二代,结果便可以想见,但元政府却并未对此多有注意。再者,元初的东南人士大多都是前朝遗民,这些人聚在一起能谈什么呢?南宋遗民林景熙自崖山之变后私结诗社,干的都是一些“大逆不道”的事。

  “遇遗民故老于残山剩水间,握手歔欷低回而不忍去,缘情托物,发为歌诗,以寓《麦秀》之遗意。《宋遗民录》

  

  除此之外,尚有元初名士梁栋题“反诗”被人举报但平安无事等例子,都反应出龙榆生“又多所避忌,不能如量发泄”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。

  “诗人吟咏性情,不可诬以谤讪。倘是谤讪,亦非堂堂天朝所不能容者。”礼部于梁栋反诗案之批文

  结言

  除去《中国韵文史》,吴梅的《词学通论》也有遮掩之处,当然,出现这种挟私现象并非是说诸名家治学态度不够,更多的成因恐怕是当时收集材料的难度、治学的方式,比起今天来说,都过于困难和落后了。

  但反过来说,今人治学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,但只是将前人的遗产整理的更为完备,此外又难看的更远了。故而虽然古人多有“私捂材料”,“英雄欺人”的地方,但我们依然需要吸纳它们-------只不过要站在一个更高的纬度去接受罢了。

  前言

  凡谈艺者,皆多有私捂材料、英雄欺人之处。概其所论云者,皆发端于自家体系之内,故枝干备准,列张典故引例者,便多截断材料以附所论,大类诸家词话,古近词史即使如是,此所谓“私捂材料”也。又古今名家,间或家法圭臬一时,如朱彝尊发倡浙西之论,常州宋四家之论,近时胡适抑雅词一派之论,皆属英雄欺人之举。

  

  故今欲学词者,必不能以一人之论、一家之书为狭目。余尝谓学词尤不可先读古人词话,何耶?初学既无眼界,往往不辨其中私掖而照盘全收,长而网矱,复难窥词家堂奥。此文即浅论前人著词书时之私捂材料处。

  古人词论之“私捂材料”

  万树于《词律》之偏私处

  自宋词歌法不存之后,明清以后文人填词大多已仅止于“按谱填词”,即全依古人词作中之句读、四声而不敢僭越。但历代词格律书却疏漏颇多。如前人之《诗余图谱》、《填词图谱》等,虽然几经校订,但依然不太理想。而后万树精审音韵,拟定规格,作《词律》一书,遂趋标准。《词律》关于格律的部分倒谈不上偏私,但万树在编此书时,也将自己至于词学声律的认识一并带入其中,并作《发凡》阐述。其所谓偏私处,便是在此。

  

  词律之学远殆消佚,后人大凡有所论者,基本都是以南北曲中的声律参取消息------但仅仅也只是参取消息而已,如若以曲律而欲定词律圭臬,其价自贬。万树《词律》发凡云:

  夫一调有一调之风度声响。若上去互易,则调不振起,便成落腔。尾句尤为吃紧。如《永遇乐》之“尚能饭否”、《瑞鹤仙》之“又成瘦损”,“尚”、“又”必仄,“能”、“成”必平,“饭”、“瘦”必去,“否”、“损”必上,如此然后发调。末二字若用平上,或平去,或去去、上上、上去,皆为不合。

  万树对“上声”、“去声”的研究,便是在依托于昆曲的唱腔经验而来,但古人作理论,总容易出的一个问题便是“见微知著”,或者是“以少概多”,这显然是缺乏可信度的。

  

  比如书中提到的《永遇乐》结句必要“去上”。然则吴文英《永遇乐丨林钟商过李氏晚妆阁,见壁间旧所》结句“又吹雨断”是以“上去”结,《永遇乐丨探梅次时斋韵》结句“水清浅处”依然是“上去结”,吴文英作为南宋音乐大家,其词是能付管弦的,他都以“上去”为结,那么万树所谓的“上去,皆为不合。”,则不攻自破。

  

  因此,万树《词律》中虽然认识到四声的不同,但是对于四声作用的分析,不免又为经验主义误导,而有失偏颇,但值得玩味的是,吴、周二家词集于清代的再校本不在少数,万树作《词律》真能视而不见?恐不见得。

  诸家词话之偏私处

  诸如《词律》等格律书都能为作者夹带私货,诸家词话中私捂材料则可想而知,待至清代词话则日盛。

  宋沈义父的《乐府指迷》,虽是传吴文英之家法,也缺有许多值得商榷之处------但文中对于吴词抑或是别家词人的评价,还是站在一个比较公允的角度来分析的。其中论康柳词得失便云“康伯可、柳耆卿音律甚协,句法亦多有好处。然未免有鄙俗语。”;论姜夔词云“姜白石清劲知音,亦未免有生硬处”;论吴文英词云“梦窗深得清真之妙。其失在用事下语太晦处”,所论皆一正一反两面俱到。但明清而后词论,便多私废。

  

  杨慎《词品序》云:

  “诗词同工而异曲,共源而分派。在六朝,若陶弘景之寒夜怨,梁武帝之江南弄,陆 琼之饮酒乐,隋炀帝之望江南,填词之体已具矣。若唐人之七言律,即填词之瑞鹧鸪 也。七言律之仄韵,即填词之玉楼春也。若韦应物之三台曲、调笑令,刘禹锡之竹枝 词、浪淘沙,新声迭出。”

  这种“同工而异曲,共源而分派”的说法便私限于材料,罔顾了音乐的流变。汉乐府音律滥觞于阳山夫人的《房中祠乐》,而近代曲(即唐宋五代词)则所本在隋唐燕乐,故此,我们可以说“长短句”这种形式的渊源是与诗“同工而异曲,共源而分派”,但其音乐性却不能这么看。(详见拙文“词艺录丨论词与声乐的离合递变”)

  

  又《人间词话》云:

  《蝶恋花》“独倚危楼”一阕,见《六一词》,亦见《乐章集》。余谓:屯田轻薄子,只能道“奶奶兰心蕙性”耳。“衣带渐宽终不悔,为伊消得人憔悴”,此等语固非欧公不能道也。

  俞陛云《唐五代两宋词选释》云“此词或作六一词,汲古阁本则列入《乐章集》”,又唐圭璋《宋词四考》云“案以上二阙柳永词,见乐章集,又误入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、琴趣外编,毛本六一词删之,是也。”

  

  《蝶恋花》作者是谁且另说,但王国维所谓柳永只能说“奶奶兰心蕙性”,是真看不见柳词“对潇潇暮雨洒江天”(《八声甘州》)么?显然不是的,仅是私捂材料,而想英雄欺人罢了。《人间词话》诸如这种主观臆断的东西不在少数,如论周邦彦词、论纳兰词等等,便不赘述了(详见前文:词艺录丨古人对词学理论研究得失之探讨)

  近人词史之“私捂材料”

  词学通史类丛书,有龙榆生、吴梅、吴熊和三家,龙、吴二家虽皆饱学博才于词,但梳理千年词史,尤难面面俱到,总输心力,疏漏偏颇之处难以避免。

  

  《中国韵文史》中元明词凋敝成因

  龙榆生《中国韵文史》是最早、且唯一一本关于中国韵文史的著作,其中涉及诗、词、曲三论,然则书中指线虽正,毕竟包罗甚广,锱铢之处,便偶见私偏。龙书中论金元词便云:

  元明两代,南北曲盛行,诗词并就衰颓,而词尤甚。元代文人处于异族宰制之下,典雅派歌曲,既不复重被管弦;激昂悲愤之词风,又多所避忌,不能如量发泄;凌夷至于明代,而词几于歇绝矣!

  对于元明词凋敝的看法,龙榆生便归纳为“雅词不能再歌唱”以及“豪放词因避讳而不能发泄”。但实际上呢,元代对于文狱的弹压较之于明清二代都可称得上是“自由”了。

  元代词凋敝非“忌讳”之因

  李东阳《麓堂诗话》记云:

  元季国初,东南人士重诗社,每一有力者为主,聘诗人为考官,隔岁封题于诸郡之能诗者,期以明春集卷,私试开榜次名,仍刻其优者,略如科举之法。

  这种“私试开榜次名”的行为如在明清二代,结果便可以想见,但元政府却并未对此多有注意。再者,元初的东南人士大多都是前朝遗民,这些人聚在一起能谈什么呢?南宋遗民林景熙自崖山之变后私结诗社,干的都是一些“大逆不道”的事。

  “遇遗民故老于残山剩水间,握手歔欷低回而不忍去,缘情托物,发为歌诗,以寓《麦秀》之遗意。《宋遗民录》

  

  除此之外,尚有元初名士梁栋题“反诗”被人举报但平安无事等例子,都反应出龙榆生“又多所避忌,不能如量发泄”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。

  “诗人吟咏性情,不可诬以谤讪。倘是谤讪,亦非堂堂天朝所不能容者。”礼部于梁栋反诗案之批文

  结言

  除去《中国韵文史》,吴梅的《词学通论》也有遮掩之处,当然,出现这种挟私现象并非是说诸名家治学态度不够,更多的成因恐怕是当时收集材料的难度、治学的方式,比起今天来说,都过于困难和落后了。

  但反过来说,今人治学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,但只是将前人的遗产整理的更为完备,此外又难看的更远了。故而虽然古人多有“私捂材料”,“英雄欺人”的地方,但我们依然需要吸纳它们-------只不过要站在一个更高的纬度去接受罢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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